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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回顾历史称他一生最高兴时期是何时?

宋毅军 2015-12-29 10:11   党史博览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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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原题为:《“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1993年5月,笔者调入邓小平研究组。当时冷溶(现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同志讲,调你和其他同志来,就是加强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到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出齐,前后长达16年。这项巨大工程是在室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是新老同志的相互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笔者在收集、核阅、研究10多万份关于邓小平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的档案材料和书刊资料基础上,用10多年时间,撰写出了《邓小平年谱》解放战争时期100多万字的草稿、初稿。这无疑将为完整、准确地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作为参与者,笔者也算基本完成了任务。这里拟围绕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谈谈自己的体会。

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作上述回答后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最高兴的原因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部,从1945年8月开始,努力争取和平,积极自卫备战;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1947年6月,突然强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外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南渡长江,攻占南京;和江南千里追歼浩大声势相比,进军西南是强弩引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发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并发表重要谈话。谈话通过把握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实际上也客观反映出刘伯承、邓小平等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这篇文稿,内容丰富,又为亲历者自述,堪称不可多得,因而是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以及二野战史乃至于全军战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邓小平善于从政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每当解放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奉命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身边,了解国内外大势,明确统帅部意图,受领本战略区任务。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能够首先从政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作为本战略区党的最主要负责人、大军区和野战军的最高政治主官,邓小平能够直接通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及时明了战争全局,得以同刘伯承等一道,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战役、战斗部署,指挥解放区军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其实,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时,他就两次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又三次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以下几次之行。

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1945年8月15日,作为中央委员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扩大会议。随后参加了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前夕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和刘伯承等于8月25日刚返回太行前线,就率部争上党盆地,战平汉干线,以坚决的军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很显然,以打促谈,以谈争和就是毛泽东面授他们的机宜。

担任中共中原局第一书记,在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战略大决战前夕,国民党于1948年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企图挽救颓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确定对策。邓小平奉命前来参加会议。他在9月5日的准备会议和9月8日的正式会议上,聆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后表示:“我们拥护”“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关于估计和计划”。会议期间,他不仅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原区情况,而且还及时把党中央精神用电报传达给在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并提出怎样在中央指导下开展本地区各项工作的建议。电报说: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突出强调提高纪律性为保障完成前两句话任务特别是取得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因此,请召开一次中原局正式会议研究并“作出决议”。“军委规定中原区第三年歼敌任务为三十个旅”,也“请告各部争取完成”,对中央同志意见,“请研究指示各地”。回到宝丰驻地,邓小平于10月15日召开会议进行传达,也使各级干部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为迎接战略大决战在思想等方面做了必要的准备。

担任总前委书记、中共华东局委员,在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鉴于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确定筹建新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所以,邓小平奉命赶到西柏坡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在3月6日发言中,首先明确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坚决拥护中共“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他深深感到“中央对关键问题抓得非常好,什么时候内线,什么时候外线,什么时候决战”,这样领导,“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特别是“在此复杂阶段感觉更深刻”。他还以中原野战军南进大别山为例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接着,他说:“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军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这个提法非常好”,不过,思想上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这次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是,为了使军事行动与和平谈判密切配合,为了保障渡江作战、解放接管整个华东地区,决定统一党务和军事领导。除刘伯承等中原局常委任华东局常委外,邓小平代替饶漱石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后来,毛泽东就渡江作战问题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交给你指挥了。”会后,邓小平和陈毅一起返回前方。先是从华东局及三野抽调人员,组成总前委精干指挥机构。接着,又在安徽蚌埠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要求,主持制订并亲笔修改、拟定了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今天,当我们反复研究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有关讲话、报告、电报,以及老同志回忆文章和访问记录时,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仿佛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在北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先后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上海又发生了财经等方面的严重困难。邓小平主持华东局会议,分析严峻局势,商定解决办法。然后,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第一次到北平,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特别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正式报告。据邓小平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内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同志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上海,其他地区大力帮助,很快就扭转了上海严重困难的局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又一起筹划了二野进军西南的重大战略部署。他们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两天后,邓小平又在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担任二野前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北京参加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

1949年9月初以后,邓小平就把重点放在领导二野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上面。9月4日、12日、20日,他连续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主要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强调要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建设大西南。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到北平。除了参加一系列开国庆祝活动以外,他还和刘伯承、贺龙于10月10日、20日,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议。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圈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贺龙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线。至此,进军西南的军事战略、战役部署完整地形成了。综上所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全局观、大局观,与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和及时、直接地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密切相关。毛泽东后来也称赞邓小平“比较顾全大局”。

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二野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

笔者认为,解放战争期间,每一项重大军事决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胜利的取得,都是李达、张际春等人积极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的结果,其中无不凝聚着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强调刘邓之间密不可分,上下级关系非常团结,二野、三野作战非常协调,这是邓小平第二个突出的特点。

人民解放军能够从小到大、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内部非常团结、坚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认为,刘邓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以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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