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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西关:富而好仁的慈善故里

2016-04-20 11:24   公益时报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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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粤商必也有好有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收留弃婴、赠医赠药、施粥捐棺……种种努力给那个乱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亮色。仔细审视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可以由小见大,重新发现与思考粤商群体的历史贡献。

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下旨为湖南水灾捐出巨额善款的白纶生建牌坊以示表彰,白纶生是设立广东省内第一家民间善堂“爱育善堂”的粤商。

在这个有着古老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度,人们对商人的印象多半是负面的,“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的标签随处可见。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一两百年前的广州西关,访一访街头的多家善堂,想一想这些善堂的主要投资者——粤商群体为保障它们的可持续运作所付出的脑力和心血,再看一看乱世里的一介贫民多半只能在这里求得一碗稀粥、一味草药,乃至一口薄皮棺材的情形,你大概也会同意,历史事实要远比那些标签复杂。作为个体,粤商必也有好有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收留弃婴、赠医赠药、施粥捐棺……种种努力给那个乱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亮色。仔细审视这段历史,我们或许可以由小见大,重新发现与思考粤商群体的历史贡献。

昔日“弃婴岛” 粤商来买单

说起位于东山闹市的百子路,在广州几乎无人不知,但若说起“百子”二字的由来,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这个地名恰与两百年前附近一座育婴堂有关。据《两广盐法志》记载,乾隆七年,广州盐商沈宏甫等人征得地方官的同意,在大东门外买了20多亩地,盖起了一座育婴堂,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婴儿。这座育婴堂有哺乳房230间,雇佣了300余名专职奶娘。粗略盘算一下买地、盖房、维护、支付奶妈和工作人员的薪水、弃婴衣食等各项花销,这的确是个“烧钱”的工程,而在育婴堂的修建以及运作过程中,主政者不过是写个批条,再帮着吆喝吆喝。掏出大把真金白银,并且奔走忙碌的,还是商人。

不过,百子路附近的育婴堂并不是广州第一座抚养弃婴的机构。事实上,它是由西关第七甫的育婴堂迁建而来,后者才是弃婴收养机构的“鼻祖”。按《两广盐法志》的说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两广总督石琳、巡盐御史沈恺曾等人发动多名盐商捐钱捐物,在第七甫买下一座废弃的园林,盖起了广州第一座育婴堂,设有哺乳房20多间。这座育婴堂一用就是90多年,只是后来收养的弃婴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不够用,才搬去了百子路的“新家”。

那么,广州为什么早在300年前就开办了弃婴收养机构呢?这个还要从康熙当年的“最高批示”说起。话说康熙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从维护社会稳定起见,不但向百姓承诺“永不加赋”,而且多次对地方官颁发上谕,要求他们实行“恤政”,兴办慈善机构,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天子命令一下,广东的地方官闻风而动,然而,在“官商合办”的模式之下,真正买单的还是粤商。

现在的“弃婴岛”,收留的多是令父母失去信心的残疾婴儿,300多年前的育婴堂,收留的则多是女婴。当时,由于“男尊女卑”的制度规范,民间溺女成风,有的人家接连生下女孩,就接连溺死,直到生了男孩为止。因此,育婴堂开办之后,就在城内各处张榜告示,收留弃婴,尤其是被弃女婴;如果有人将弃婴送至堂内,育婴堂还会依照路途远近,向对方支付路费。育婴堂最重要的雇员是奶妈,她们多是贫家少妇,并且一定要身体强壮,才能达到“入职”要求。一个专职奶妈,每月能挣一两银子,此外还有定量米面发放,足可支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面对溺女成风的社会现实,育婴堂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但粤商的慷慨和在管理细节处的用心,令人时隔数百年之后,仍然钦佩不已。

林立西关的“九善堂”

如果说清代中期的育婴堂还因天子命令的存在,而与官方有千丝万缕之联系的话,晚清年间林立于西关一带的善堂则带上了更为鲜明的民间色彩。彼时的清政府江河日下,连对外赔款、对内平叛的钱都没有着落,根本管不了慈善机构这样的“闲篇儿”。本来已是乱世,老天爷偏偏还变着法,用水灾、旱灾、瘟疫、饥荒轮番欺负人。于是,嗷嗷待哺的人、衣不蔽体的人、缺医少药的人以及倒毙路旁的人,几乎随处可见,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悲惨世界”。

官方救济不力,这个“悲惨世界”仅有的庇护者就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善堂。根据学界的研究,当时的老广州少说也有十几家善堂,资金实力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称“九善堂”。以建于十八甫南的广州第一家善堂——爱育善堂为基点,隔壁是述善善堂;往东走几里地,就到了位于当时靖海门外的广济医院和广仁善堂,再往东就是惠爱医院了;往北走一点,则是位于十一甫的崇正善堂和位于第七甫的明善善堂;再往北多走几步路,则是最有名的方便医院。

这些善堂有一多半位于西关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却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比如,成立于1871年的爱育善堂,是由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白伦生投资创办的,崇正善堂则有知名企业家陈启沅的投资,方便医院也是由穗港绅商乃至华侨的捐款办起来的。可以说,粤商群体与善堂的存在如影随形,盛衰与共。

合办救灾公所联手赈灾

与育婴堂、普济院等“功能单一”的慈善机构不同,广州各大善堂的“业务”几乎都是“综合性的”。施粥施衣、赠医送药是善堂最主要的工作。各善堂都雇有专职医生,替人免费看病,365天不间断,一般上午堂内坐诊,下午上门治疗。如果病人实在无家可归,有条件的善堂也会收留他们住下,待痊愈之后再离开。

等到天一转冷,各大善堂又会忙着设粥摊,送寒衣。粥摊多在善堂附近,根据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份报道,善堂施舍的免费粥熬得很稠,还加了姜片御寒,“足可果腹”。

话又说回来,乱世之中,能获得救助者终归是幸运的少数,冻毙、饿毙乃至病毙街头者屡见不鲜,因此,各善堂都有一项特别的“救助业务”——买墓地,设义冢,替那些莫名倒毙街头的人收尸,让他们入土为安。

赈灾也是善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报纸,每有灾荒报道,总会提及善堂。1898年,广东闹饥荒,米价飞涨,各善堂纷纷购米入穗,平价销售,救助饥民;1903年,广东火药库被烧,各善堂火速派医生前往现场救治伤者;1908年夏,三江暴涨,水灾严重,各善堂合办救灾公所,联手赈灾……在官方救助几乎瘫痪的情况下,善堂的确是灾民在凄风苦雨中的唯一指望了。

百年前的“可持续发展”

不管是现代的慈善机构,还是近代的善堂,若想做出规模,经费筹集和资产打理就一定是重中之重。因为不管是多良好的意愿,没有财力落实,就只能沦为空谈。广州的各大善堂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商人主持打理的。他们不管是在善款募集,还是在资产打理上,都费心费力,各显其能,以求长远发展。

说到募集社会捐款,方便医院的管理层绝对是一流高手。“沿门劝捐”是方便医院的独家法宝,劝捐的足迹从粤港澳一直延伸到南洋和北美。

根据上世纪30年代方便医院的一份收入表,“沿门劝捐”募得的善款占到医院总收入的一成还多。此外,工作人员在“沿门劝捐”的过程中,必然还会向各界人士作各种推广,提高医院的知名度。要知道,当时的方便医院在粤港澳乃至海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院捐钱捐物的好心人络绎不绝,慷慨解囊的大公司也不在少数。在这其中,除了有宅心仁厚、医术高超等关键要素之外,医院“沿门劝捐”的推广模式或也功不可没。

不过,如果善堂运作全靠社会捐款,就会面临收入不稳定的困局。因此,没有一家善堂是只用“一条腿”走路的。不管是创办者的自有资金,还是募来的善款,善堂多会使用其中的大部分资金,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这样,租金和利息就可以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不管说法如何,这样的资产管理模式其实已与现代的基金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了。在资产规模方面,爱育善堂绝对是各善堂中的“翘楚”,它在鼎盛时期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民国初年“改两为元”后,方便医院一年收取的租金也达到了近2万银元,约合白银1.4万两。正是这样雄厚的财力,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证了善堂的可持续发展。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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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编:郭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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