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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东北精英的慈善参与

2016-04-22 09:38   公益时报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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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做的是有声有色,成绩不俗,这与东北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所谓的“地方精英”,是指当地有社会地位、家庭资产、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官吏、绅士、商人和学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影响力很大。

1912年,绅士荣纶等人创办了孤儿院,后因经费紧张难以支撑下去,于1916年并入同善堂后,被称作奉天同善孤儿院。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虽不及江浙一带如火如荼,但亦是有声有色,成绩不俗,这与东北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这里所谓的“地方精英”,指的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一定家庭资产、有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官吏、绅士、商人和学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地方事务中影响力很大,尤其是在社会慈善事业中非常活跃,作用也很独特。

多种措施拯救灾民

彼时东北因地所限,时有灾害发生,加之其时战争与匪患不断,关内移民大量涌入,民众生活困苦不已。

素有慈善仁爱理念的东北地方精英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拯救民众,他们在赈灾、捐款、举办义仓、施粥、修筑善桥、施医、创办医学等方面大显身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的空间,推动东北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绥中县志》记载:“路德鸿因亲老丁单,业儒未竞(竟),纳粟国子监,性慈悯,专济贫困乞食者,必按名给粥一盂,日日如是,不惮烦屑。光绪乙未(1895年),邑大饥,每日必煮粥数器,以供村中不举火者。复转贷款接济耕耘,至村中贫户有死不能葬者,闻之慨与棺木不索值。值晚年酷嗜宣讲拾遗《三教真传》诸善书,暗中施舍善书版资数百金,以及湖南赈捐、奉直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皆捐金暗助……嗣又捐资倡办义仓、义学、义医,以行方便。”

而东北其他地方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亦跻身慈善。譬如,《新民县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全境被灾,饥民嗷嗷栖风原野,张守翼廷亟招公益士绅程世恩等筹议,于设赈济事务所一处,以程绅世恩总理其事,筹款募粮设立粥厂10余处,由初秋起至次年春止,全活饥民无算。嗣及宣统三年水灾,更设粥厂20余处,延逾6个月,救济饥民3万余口……民国6年又灾,又设粥厂赈恤。至临时急赈与发放灾民冬衣,则每次赈务前后,举行之。”

通过新民县赈济事务所的成立、赈灾的过程及其效果,不难看出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地方精英在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且此地的赈济事业已然走上有组织、有管理且颇具规模的现代发展道路。

施医助民远离疾疫

清末民初,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民众生命经常受到疾病与疫病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包括乡绅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施药与施医等方式,拯救民瘼。

民国初年,“李若莲……遵父命施舍药材30余年,活人无算。药饵之费,每岁百余金,概不取偿。王树桐……凡医药罔效者,公以此言告之。辄愈不索钱,不受谢,且供给病人饮食”。(《朝阳县志》)

当时,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接种牛痘,于是东北各地成立了规模不一的牛痘局,为百姓施种牛痘,其间自然少不了乡绅的倾囊相助。《怀德县乡土志》云:“光绪十四年(1888年),怀德县内经贺埙每见民间婴孩出花医治不甚得法危厄夭亡,殊堪悯恻,爰在西街设立牛痘局,名曰资善堂,以资栽种,拯救婴孩危险。选请募善种医生入局专司其事,并晓谕属界军民人等均听赴局引种牛痘,不准需索分文。”

可见,以乡绅为主体的东北民间力量以施医、施药与施种牛痘等方式使东北人民免受疾病之苦,亦为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善举与政府行政职能彼此互补,在政府力所不逮之处,以乡绅为主的社会力量行驶着主导者的角色,而在政府所控制的领域,地方精英则起着辅助作用。

兴办义学推广教育

义学也叫义塾,为明清时期由地方或私人出钱资助建立的一种蒙学教育,主要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清末民初,由民间力量捐资兴办的义学与男女学校遍及东北地区。据《北镇县志》,“北镇县的冯庸,字天铎,海城人,初以门阀起家,历充显要,既乃决然舍去。在省区创办大冶工场,招生徒实地练习,以资造就。继思物质文明日新月异,非竞争学术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乃特立冯庸大学。岁縻金钱钜万,不支公款,掏出私财,于是冯庸大学之名闻天下。丁卯岁(1927年)七月,君由省旋里,学界间欢迎会于师中学校,见校址狭隘不敷应用,慨捐房宅一所,以便扩充,并声明不受褒奖,其热心公益类如此”。

此外,东北地方精英不仅个人为兴办学校积极奔走,且朝阳县内的部分绅士还成立了道德会来推广教育。据《朝阳县志》,“民国十一年(1922年),经温国莹、高宗明、于化龙诸善士,鉴于山东江绅童锁宣布万国道德会章程,以尊孔教重道德,解除政争,消弭战祸,俾人类平等世界大同为宗旨,殷然赞成,遂集资在城内立道德分会l处……为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三种计划起见,除对于游行、讲演、宣传得到唤醒民众等事著实工作外,并设有高初两级学校,校内学生殷富,能纳费者则纳之,其贫穷不能纳者悉免除之,意在广育人才,领导社会。复于三区头道梁子组设分会,附设男女初级学校以事扩充云”。

可见,一些家境殷实的富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不惜巨资,兴办义学或是男女学校,使本地贫穷子弟接受教育,不再受不识字的困扰,提升乡民的文化素质,为个别受教育者日后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同时,有的学校也向他们传授谋生技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生计问题。

从个体到家族的积极参与

在地方志中,关于以个体与家族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的记载非常多,如“梨树县的王永……曾置义地十数亩以葬贫无所归者;耿云波……民国六年(1917年)创兴三江口镇,首出资收买民产400亩,以为之倡,后官以所余资设学校,立筹察市规模以具。又施义地20亩,冡已数百,人皆称德焉;常荫廷,民国十九年(1930年)辽水泛滥,村民咸被灾,乃出积谷千石以济之,乡党皆称善”。(《梨树县志》)

当时的地方精英除以个人的名义救济民众之外,还往往使整个家族积极行善。如,怀德县毕氏家族的几代人不间断地捐米施粥,施惠邻里百姓。《怀德县志》记载:“毕清汉,教习附生,毕文林之祖,世居城西毕家洼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因霪雨数旬,辽河泛滥为灾,爱捐小米50石,于秦家屯设糈锅以食灾黎,保全甚众。二十五年(1899年),经高令暄阳筹办积谷,独捐谷50石为倡。每有携家远徙或贫民乞丐,经其门者均行带入膳房,予一餐,凡十数年如一日。至于建书院修学堂与一切地方公益事,无不首先赞助。家中食指二百七世居,同居人咸谓乐善之报云。”

成立各种慈善组织

这一时期,个体的力量推进慈善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为扩大其乘数效应,东北区域的地方精英积极地筹设各种慈善团体以济世救人,例如红十字会、义赈会、教养工厂、道德会等。

如《朝阳县志》记,1917年,朝阳县的“杨名声、张富国、陈玉山等创设公善堂、施医院于佑顺寺中。及七年(1918年)有外八营帮统杨润芝协同赞助改立红十字会……历年倡办公益颇著成效。民国十八年(1929年),经周县长发其倡率官绅商民组成红卍字会一所,崇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施医药,设学校,凡关于慈善及民生有益事件一概举办,不遗余力……所需钜款,均系会员及仁人善士好善乐施之所捐集焉”。“杨名声……初于前清季年节和同志发起热奉吉江四省义赈联合会,并附以通俗讲演社,贫民学校。民国六年,渐觉义赈名义范围过狭,又改为热奉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总会设于朝阳根德营子,建筑房屋百余间,分为三院,中为办公处,东西为男女学校办公处……1923年,成立朝阳全境义仓,各存粮有差,派人管理。其他近如,锦县锦西凌源热河山海关,远若京畿山东安徽湖南,且远至俄国赈济之举,无岁无之。”

这表明,当时东北各地的善士不再局限于一处,而是突破地域的界限形成一定的联系,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集众人的力量去募款救灾,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可见,地方精英的善举是从个人、家族的行为发展至组建慈善团体,尤其是慈善机构设有专人管理,经费的来源与收支也有详细的记载、发布,甚至借助报刊传播慈善讯息。这反映出在西方集群结社思想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走上了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发展轨道。

■ 谭云秀 范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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