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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代社工爱与愁

山泉社工 2015-08-19 10:35   微信公众号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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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姬中宪近年来的杂文随笔集。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披露中国社工和公益界的新鲜事,也从切身体验出发,描摹时代的种种奇观。从言必谈“社工”,到后来渐渐淡化这个词,直到最后打通社工与社会的界限。身兼作家与社工的双重身份,他将文学的细节感与戏剧性、社工的人文底色与社会视角,融汇在字里行间。这是一本话题之作,也是一次难得的跨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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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作者:姬中宪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这是姬中宪近年来的杂文随笔集。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披露中国社工和公益界的新鲜事,也从切身体验出发,描摹时代的种种奇观。从言必谈“社工”,到后来渐渐淡化这个词,直到最后打通社工与社会的界限。身兼作家与社工的双重身份,他将文学的细节感与戏剧性、社工的人文底色与社会视角,融汇在字里行间。这是一本话题之作,也是一次难得的跨界书写。

作者简介:姬中宪,1978年12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第一代专职社会工作者,现执教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社会工作》等报刊开设专栏。同时专注于文学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花城》《上海文学》《天涯》《百花洲》《小说界》等,曾获首届华语文学创作笔会最佳小说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等。

精彩书摘:

别让灾难变成救灾者的狂欢——写在雅安地震之后

每一场灾难都是上一场灾难的延续。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我想到的是五年前的另一场地震。

五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益者”。我跟随上海社工服务团来到都江堰,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一个月,在安置点开展“灾后社会关系重建”项目。在那场灾难中,灾民们失去了很多,他们丢了亲人,没了房子,但那场灾难中,我们这些所谓“救灾者”并没有失去什么,我们顶多住了一个多月板房,洗了一个月冷水澡,仅有的两次轻微“余震”也有惊无险,也只是让我又多了一个向别人炫耀的经历。我们“失去”的,远远不如我们得到的多,我们是灾难的受益者。

离开灾区后,“受益”才刚刚开始。我首先成为一名“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社工,而不仅是一直坐在上海某间办公室里的社工。我的抽屉里至今收藏着参与救灾的证书和奖章,我成为都江堰市的荣誉市民,都江堰的国家5A级景区对我终生免票。我还收获了难得的人生经历,留下了不可复制的素材案例,围绕社工参与灾后重建,我至少写了好几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台上讲课的时候,这一块也是我的保留节目,在我娴熟的调度下,课堂气氛总能毫不意外地进入高潮,当我讲到社工开展的“爱心加油站”、“火凤凰妇女绒绣”项目时,听众们必定赞叹;当我讲到社工即将离别,当地九指大姐亲手摘了白果来为我们送行时,听众们马上唏嘘;当我讲到板房隔音条件差,晚上社工睡在一起,一人打呼噜,全社区失眠,呼噜声以环绕立体音在铁皮房子里营造出一种家庭影院的效果时,同学们更是会心一笑,异常欢乐。

我在不知不觉地消费灾难。我只是稍稍做了些分内事,就收获了持续的额外回报。我相信,不仅是我,很多参与救灾的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受益者”。曾有一位社工在灾区与温家宝握过手,从此,他的名片上多了一个头衔:被温总理接见过的社工。

五年后的今天,四川雅安地震,灾难的画面再一次在屏幕上爆炸式重演,救灾者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这些人中,有人将献出汗与泪,有人将献出血与命。但是,一定也有很多救灾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在这场灾难中受惠。

所以,这一次我想说说五年来我从未说起的几件事,这些事不那么光彩,从未写进我的文章,也从没在课堂上被我提及。但这些事确凿发生过,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现在,是时候说一说了。

我们一群青年社工被派驻在都江堰的安置点,最初的悲情与震撼过后,救灾工作转入日常,我们的身心也多少安顿下来,平常人的弱点开始显现。有一晚,我们挤在板房宿舍里百无聊赖,有人提议玩游戏吧,大家立刻响应。社工最不缺游戏了,我们选了最方便的一个:故事接龙。由一人发起一个情节,在故事高潮处停下,由下一人续写,依此类推。这本是很初级的一个游戏,在那个无聊的夜晚却爆发出惊人的戏剧冲突,我们的故事很快进入荒诞和无厘头的章节,我们的音调越来越高,笑声愈发失控,板房的门突然被撞开,一个男人黑着脸说: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孩子刚刚睡着?你们小点声好不好!

我一直忘不了那个男人的音容,他在地震中失去了房子,他的孩子失去了学校,他们甚至还失去了家人,在这个无比煎熬的夜晚,我们这群未被灾难伤到毫发的外来者,打着“救灾”的旗号,在咫尺外放浪形骸。这个夜晚过后,我们沉默了很多。

有一天,我们正准备开展安置点独居老人的排摸工作,接到上面通知,上海方面的大领导明天要来“视察慰问”。于是,我们被要求立刻停下手上的活儿,开始大扫除,把社工站内外布置得花团锦簇,晚饭过后,前来“踩点”的小领导又提出新指示:大领导忙,来一次不容易,不可能视察太多地方,能不能把社工平时做的事收集一下,用文字和图片方式展示出来?我们于是连夜赶制展板,忙到后半夜。第二天,我们社工和志愿者服务队被要求分别穿上黄色和红色工作装,摆成“番茄炒蛋”的阵形,在雨中苦等大领导降临。大领导迟迟不到,正好让我们有时间再多变换几个队形,小领导们指挥着我们,一会儿站成这样,一会儿站成那样,力求队伍面貌更阳光些。等到下午,大领导终于到了,雨却越下越大,我们被淋得湿溚溚的,看上去一点都不阳光,气氛倒有些悲壮,如果配上合适的音乐,我们活像冷雨中即将出征的三百壮士。一位年轻女社工被安排来为大领导引导介绍,因此格外开恩,可以和领导共用一顶伞,当然是她为领导撑着。但是伞小,领导身架大,所以局面变成她为领导撑伞,而自己却在伞外。女社工原本娇小瘦弱,现在淋了雨,更加楚楚动人。不过,我们的辛苦总算没白费,领导在我们的展板前转悠了足有五分钟,对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拍起双手,对领导回以湿漉漉的掌声。领导走了,社工站一片喷嚏声。

很快,领导和我们亲切交谈的画面上了电视。我们停工两天,换来五分钟的视察,以及一条二十秒的新闻。新闻中,煽情的音乐伴奏下,我们照例听到了女主播高亢的宣言: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雅安和芦山地震中,李克强总理在一个简易工棚吃早饭的特写画面,以及某医院在救助伤员的百忙之中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迎接总理的画面,使我们再次确信:总理换了,迎接总理的方式不变。

灾区一个月,也是我平生拍照最密集的时期之一,几乎相当于一次外出旅游。社工站配有相机,有社工专门负责拍照,几乎每一个工作场景都留下了影像,一个月下来,电脑里留下上千张照片,我穿着印有“上海社工”字样的工作装和灾区小朋友们手拉手的照片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我有很多年不擅长拍照,一面对镜头就神情呆滞,但这些照片无不神采飞扬,洋溢着主旋律式的微笑。都江堰这一个月,居然治好了困扰我多年的照相综合症。这使我觉醒:一场公共危机中的救助者,很容易变成镜头前的表演者。

灾难使人空前团结,日常的矛盾被暂时搁置,散乱的人群有了共同语言,人们被共同情绪主导,并通过口耳相传,层层加码;非常时期,常规的禁忌不再有那么强的约束力,经年的压抑却可能找到合法的出口。这些都让举国上下共同抗震成为可能,但不要忘记,上述要素也是一场集体狂欢的必要条件,这与一场足球比赛后的球迷游行,打砸抢烧,彻夜狂欢,并没有本质区别。

救灾者很容易将自己神化,不由自主地强调施救的艰辛与伟大,为了这伟大,甚至隐隐期待灾难来得更猛烈些。“夺取某某的伟大胜利”,本该出现在庆功宴上,出现在成功避免一场灾难时,现在却频频亮相于灾后,成为中国式的“灾难体”。但是,再成功的救灾也难称胜利,胜利无需反思,而灾难最重要的财富正是反思。所以,灾难就是灾难,灾难面前,无人胜利。

电视里还在播放雅安和芦山的灾情。我敬重那些奔赴一线救灾的人,也尊重那些暂时无动于衷的人。日常的苦难与突发的灾难,早该将国人的心智打磨成熟。灾难到来,坐怀不乱,力所能及地帮忙,帮不上忙的话,至少不帮倒忙,不添乱,不添堵,才是成熟的表现。相反,如果你只是想看灾难片的话,请去电影院。

不会玩的人不幸福

统计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旅游大国,刚刚过去的长假已经用无可争辩的数据和图片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旅游,甚至离不开旅游了。不说别人,单说我老妈,一个几十年来从不肯在“玩”上花一分钱的人,今年夏天也蹭我姐单位组织的旅行团,去了趟南京,迈着老寒腿爬上了中山陵,见到了她的偶像孙中山。回来跟我们感慨:不出去不知道,外面还真好玩!

回顾中国人这100年,大部分时间都没心情玩。30年前终于有心情了,没钱玩。20年前有钱了,没地方玩。10年前有地方了,没时间玩。现在好了,时间地点人物全有了,一看,人都老了,腰酸腿疼,没多少机会了,抓紧玩吧!今年夏天我去西藏,回来的飞机上遇到一对退休的老夫妻,浑身户外装备,一打听,两个月前他们刚刚完成欧洲游,现在从西藏回来,休整两个月,再去新疆游,再休整两个月,新马泰游。老太太说,就担心家里的猫没人照看,要不然,一月一游!

这是说老人,年轻人就更不必说了,没人不喜欢旅游,我身边就有为数不少的朋友,为了旅游可以继续失业,可以取消婚礼,可以推迟生育,可一旦发现了好玩的地方,一刻也等不得。很多人,除了旅游,几乎不会玩了。

这首先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中国人终于有闲暇和闲钱可以适量挥霍一下了,说明我们开始厌烦城市、回归自然了。中国人曾经很会玩,甚至玩物丧志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改了,不玩了,现在,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又开始玩了。

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竟然已经不会玩了!“玩”并不是像骑自行车或游泳一样,一经学会经久不忘,不管荒废多久,随时随地捡起来就会,“玩”是需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的。所以现在,我们玩得简单粗暴,玩得没心没肺。去年我去欧洲,巴黎的老佛爷门口,退税窗口前排起长长的队,仔细一看,全是中国人,拎着大包小包,好像几十年没采购过了,所有商场都大量配备中国导购,门口写着汉字:谢谢您的光临。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我家对面的第一百货大楼呢!在瑞士,悬挂在手表店前的巨幅广告明星不是老外,而是陈道明和黄晓明,很明显,“二明”是要代表瑞典人赚中国人的钱,于是,无数中国的“表哥”和“表姐”蜂拥而来,将这里洗劫一空。针对这种情况,欧洲旅游市场曾有意引导中国人的多元消费,比如吃吃法国大餐,住住花园洋房,或者听听歌剧交响乐。可中国人不好那一口,宁肯住在

小旅馆里吃泡面,好省下钱去购物,似乎花了钱买了东西才叫玩,花钱越多就玩得越开心,不花点钱的话,总觉得玩得不踏实,没有货真价实的收获,回去没法显摆。不得不说,除了花钱,中国人也已经不会别的玩法了。

除了国外种种丢人现眼的玩法外,国内也不乐观,如果说在国外是国人主动献丑,国内却多是环境逼迫,列位旅友想一想,当我们真心实意想旅游、想“玩真的”时,我们的旅游市场何等混乱?竞争手段何等恶劣?他们吃定了我们只图便宜不看质量的心理,拼命压低团价,先引我们入伙,然后一路设下埋伏,逼我们掏钱购物,把他们损失的团费加倍找补回来。

当我们终于来到景点门前时,我们的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是何等黑心,他们给祖国的大好河山盖一圈围墙,开一道小门,然后坐地起价,让我们购买五倍甚至十倍于国外景点的门票,只要你肯掏钱,五倍甚至十倍于最佳接待人数他们也敢放我们进去,很多地方财政的五分之一都来自门票,他们能给“买路钱”打个折扣、别这么趁“玩”打劫吗?

好吧,这些我们都认了,可是,当我们终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玩时,能不能别让我们在规定时间玩?能不能别让14亿中国人只在那七八天才能玩?这计划经济的遗毒何时才能清除?全国人民约好了一起玩的时代早该过去了,我们已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喜怒哀乐,还要我们连“玩”都统一时间吗?

不会玩的人不幸福,会玩却没法玩的人更悲催。下一次,当你问一个中国人:你幸福吗?最好先问一句:你会玩吗?

低收入的社工是可耻的

众所周知,NGO中流传一句话:一流人才进企业,二流人才进政府,三流人才进NGO。这话听着有点刺耳,却极有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21世纪最贵的就是人才,单从这方面看,三大领域的发展就极不平衡,第三领域完全没有和前两个领域对话的可能。NGO中还流传一句话:有两种人会来做非营利组织,一是没有营利能力的人,二是打着非营利的招牌做营利的事情的人。这话说出来也有点刻薄,有点以偏概全,但深刻的论断往往也是偏激的,现实恐怕就是这么不给人留情面。

这两句话指向了这样两个背景:NGO没钱,没人才。这二者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那社工是谁?社工就是NGO中的蓝领,产业工人,做最辛苦的活,拿最少的钱。如果说NGO是低收入者,社工就是其中的“低保户”。记不清有多少次,当我们和政府部门谈论社工未来发展时,领导们无不欢欣鼓舞,踌躇满志,但当我们谈到项目经费时,一提到社工人员经费,有关部门的人员就变脸,就语焉不详,就支支吾吾,就顾左右而言他,当真是谈虎色变。“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这话说出来有些辛酸,却至今依然有效,社工就是那只不停被人赶着往前走、到头来却吃不到几口草的马。

都说上海的社工事业发展好,外地的领导来视察参观,总会揪住某个看上去年轻稚嫩的社工,问他一个月多少钱——这个问题真俗,只有外行才问得出。但是,正是这个外行的问题让我们这些内行的社工难以启齿。都知道上海物价贵,房价高,生存不易,选择在上海做一名社工,真的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先别说能不能帮到别人,先说能不能养活自己?对这个话题,估计多数社工都没有底气。一个微妙的对比是:本地的领导则不太会问到社工的收入——据说这是文明的表现, 对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文明人来说,有两个问题干万不能问,一是女士的年龄,二是社工的收入。

上海社工是上海滩上的穷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社工机构、尤其是草根的非官方的社工机构,都选择“外来务工人员”作为首选服务对象,究其原因,除了咱们社工一贯的底层关怀外,恐怕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民工是为数不多的比社工收入更低的群体,社工帮民工,正应了那句老话:穷帮穷。不过依我看,“穷”帮不了“穷”,“穷”只能帮“更穷”,你收入还没我高,你自身难保,凭什么来帮我?现在各地都在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待遇,照这样下去,社工可能连民工都帮不了了,因为连民工的收入都要超过社工了,你还好意思帮人家吗?

可能又有人要说了: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地位自然有收入。我不想故意抬杠,但我觉得这话反过来讲也成立:有收入自然有地位,有地位才能有作为!在众多衡量社工发展程度的指标中,收入,应该独享有“一票否决”权,如果社工的收入不能提高到一个合理合情的标准,社工不能脱贫,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谁也别妄言“社工的春天已经到来”。

1994年,张楚唱了一首歌,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本是极个人的情绪,却一不小心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尴尬:20世纪90年代,当私人情感被解禁,被无限释放,成为街头巷尾的公共话题,成为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共同特权时,孤独的人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局外人,理应受到时代的嘲笑。同样的道理,在当今这个时代,追求财富是最名正言顺的事业,不追求财富的人倒被认为是动机可疑,得天天向别人解释和澄清。此时,没钱的人就是可耻的,没钱的社工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社工应该以低收入为耻,以高收入为荣,而不是相反。低收入的社工可耻,主张社工应该以低收入为荣的人,更加可耻。主张社工收入不得超过事业

单位,更不能超过公务员,则不但可耻,还可笑。我想说,收入问题是最理直气壮的问题,社工获得高收入是好事,说明专业的人才得到了专业的对待,说明这个社会还有人情味,正义和温情能得到大体等价的回报,而不是沦为权贵的笑柄。

地震后,社工做什么

2013年雅安地震过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归纳起来,要做的事大概有这样几件:物质救助,生理康复,心理安抚,社会关系重建。这几件事情中,前几件都有人认领了,社工的重任落在最后一项:社会关系重建。

地震后,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很快建起安置点,各种生活物资陆续送来,简易卫生间、食堂、浴室、药房等设施也相继建成,解放军、建筑工人为灾民重建了物质家园,医生、心理医生则悉心调理他们的身心,一个新的社区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但是,这算是一个真正的社区吗?它还缺点什么?

缺社会关系。有的人原本父母双全,儿女成双,如今失去了某位家人,家庭关系出现重大破损;有的人震前每天下午去小区遛遛狗,和老邻居摆摆龙门阵,现在一出门,满眼陌生人,连狗都怕生;有的人经常晚上打打牌,牌桌上开开玩笑发发牢骚,现在呢,棋牌室或许好建,牌友却难寻,“三缺一”的痛苦,不亚于缺钱缺水;有一个教授,一个山民,过去从无交集,如今被粗暴地分配进同一个社区,成了邻居,他们互相听不懂话,甚至看不顺眼;更多的人,几十年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与外界相安无事,现在被拆散、打乱,又兼谣言四起,人人自危,未来不可预期,权威部门形迹可疑,人与世界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所

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速成”的灾后社区不太像一个家,更像一个临时宿舍,动荡的身心仍无处安放。即使有一天新城建好,他们重回到簇新的永久居住区,那种陌生、破碎、缺失、怀疑、不适的感觉还会相伴左右,并在新一轮的洗牌中再次迷失。地震带给社会关系的长久“余震”,正是社工要应对的。

社会关系像空气中的氧,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并不觉察它的存在,当它过多过杂的时候,你甚至嫌烦,陷入“醉氧”。可是,一旦有一天它变得稀薄,你立刻觉出不适,这“缺氧”的状态,一分钟都难熬。社工要做的正是输氧,重建人与外部环境的良性关系,让人畅快呼吸,自由吐纳,才能排毒养颜,身心健康。

可惜,这看似浅显,却常被人忽视。因此,灾后重建这项系统工程中,社工要么显得可有可无,要么被简单归入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师抢饭碗。中国人历来讲“关系”,但似乎仅限于为自己搭建关系,尤其是各种来路不明的“暗关系”,至于如何制度化、专业性地为没关系的人搭建正常关系,其实并没有多少心得。我们还记得,汶川地震后三个月至半年期间,当所有人以为尘埃落定,新生活即将开始时,一些劫后余生的人,选择在黑夜里默默结束掉生命。有位管委会的主任,白天还忙救灾,晚上在宿舍里解下腰带上吊了。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和谈论他,地震时,他靠着楼外一棵树爬下来,却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全身心投入救灾,以期忘掉这心碎的事实,结果,当他终于闲下来时,死亡重新俘获了他。他在灾难中破损的关系,原本有机会由别的关系来填补,可惜却没有。人们高估了他自我修复的能力。记者采访周边人时,大家异口同声说:他是个领导,真没想到他也会自杀!

上海社工在灾后救助中的诸多工作,始终围绕“社会关系重建”这一主题。无论是“爱心加油站”项目中的以服务换物品,“火凤凰绒绣”项目中的技能培训,还是针对特殊对象的个案、小组工作,物质、活动、心理辅导都只是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重新搭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充实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大灾之后,社工着眼未来,为活人服务。有句话形容活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的前提是,缺损的关系得以弥补和替代。否则,在灾难中幸存的人,可能会在扭曲、空缺的关系中再次窒息。

公益界的“国进民退”

三十年来,围绕企业与市场的纷争可谓波澜万丈,激荡不已,当中的两大主角,自然还是国与民。“国”以国企、央企为代言,以政府为后台;“民”以民营企业为先锋,以民间资本为主力。两股力量时而联合中带着对抗,时而又在对抗中联合,联袂主演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大戏。“国”与“民”都曾在这场纷争中独领风骚三五年,也都曾短暂蛰伏蓄势待发,三十年来此消彼长,你进我退,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我看到国、民之间的这场进退游戏又将在社会领域上演,在公益界上演。如同我们早已看惯了的美国大片,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场景也换了一场又一场,情节却没有太大的意外,无非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这一次,“国”以官办社团为代言以政府和“二政府”为后台,“民”的主力则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公益机构,乃至公益个体户。不同的是,由于有前车之鉴,双方实力又太过悬殊,这一轮的进退之争似乎正以更快的速度朝一边倒去。

这场进退游戏首先始于近十年前的“社区之争”。想当初,一群初生牛犊的社工机构打着“专业”的旗号进驻社区,要与居委会为首的社区“原住民”切磋,碰撞是难免的,互相瞧不上眼的尴尬场景也时常出现。我还记得在2003年全民抗击“非典”初战告捷时,各个部门都在论功行赏,某地宣传部门却陷入两难:到底要不要突出社工机构在抗击非典、抚慰居民恐慌方面的作用?如果突出了社工,那将置社区和居委会于何地?置我们传统的、向来行之有效的体制于何地?今天看来,这担忧似乎有点多余,但其实在骨子里,很多人至今仍以此为忧。

后来,社工机构不断分门别类,“社区之争”也开始朝纵深发展,老年社工机构与社区老年协会短兵相接,服务青少年的公益组织与学校、青少年署、团委干部等狭路相逢……官办机构们原以“皇帝女儿”自居,从不担心成为“剩女”,如今突然杀进来一批“外来妹”,要与自己争宠、邀功,不免就有点小压力,小怨气。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解:原本一个萝卜一个坑,自己的孩子自己亲,现在却要民间组织一起来竟标?这算不算另一种“国有资产流失”?有一年,我曾亲耳听见某主管领导发牢骚,颇有代表性,他说:自家的鞭炮,为什么让外人去点?

更有某些特殊领域,因为涉及“执法”,事关“稳定”,被牢牢抓在官方手里,如同交通、通讯、能源这些领域,因为“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亲生儿子独家代理;领养的、野生的孩子,哪有自己孩子信得过?公益和社工界同样有“国企”,这方面,司法社工是典型代表。

但是大势难挡,一朝醒来,民间、公益、社工、专业化、社会化这些时髦词汇突然印在中央文件中,上升为最高指示,一场由上而下的去行政化运动于是兴起。官办机构们闻风而动,一夜翻牌,用这种成本极低、风险全无的办法,迅速取得了新一轮竞赛的资质,一时间人人号称“纯民间”,个个自封“专业化”。刚刚还泾渭分明的国、民壁垒,突然间不分彼此了。与此同时,在“政社分开”文件的指引下,官办社团纷纷宣布与政府脱钩,回归民间。只是谁都知道,基因、血液上的藕断丝连,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更有一些脑子灵活的部门,借由“培育社会组织”的合法名义,培植自己的附属机构,扩大自家的行政地盘,毕竟,增加编制、开办事业单位这些传统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了,并且与改革方向相悖,而办一家社团或民非却易如反掌,并且时尚。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民间组织”,他们与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单线联系,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项目委托,只拿业务主管部门给的钱,只在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管辖区域内开展业务,他们的会长、理事长多由前业务主管领导兼任,他们大多有一个冗长的、有无数前缀的唬人名字,却很难让业务主管领导以外的人记住……

公益界的“国进民退”仍在继续,“社区之争”之后,是“园区之争”。

2008年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试运行,旋即在全国掀起一股“园区热”,各种公益园、社会组织服务园、公益组织孵化园拔地而起。“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时代,公益界同样奉行“关注度决定成功度”的原则,公益园区自然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成为公益创业的“梦工厂”,为了成为园区的第一批“房客”,官办与民办组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退攻守。

浦东公益服务园在遴选第一批园区“房客”时颇花了心思,最终入驻的机构中,草根机构占多数,也点缀了几家官办机构。园区开张,两类机构立刻显出差别,官办机构多挂着威严的招牌,办公室里摆着整齐的红木桌椅,竖着高大的屏风,一眼望去,只见机构,不见人,按下门铃,半晌出来一位神情肃穆的长者,问你:找谁?跟他们比,民办机构简直就是胡闹,一家一个样,办公室窄小,凌乱,墙上花里胡哨,桌上杯盘狼藉,进进出出全是人,年轻人,个个带着笑,没大没小,没心没肺。两拨人在很长时间里不相往来,偶尔电梯里碰到了,气氛相当诡异。这官、民两类机构,原本相隔万里,如今成了近邻,面上和睦,暗中也在较劲,也算公益园区的一大景观。

随后,公益园区遍地开花,几乎以“每月一园”的速度递增。问题是,园区有了,“房客”并不太多,开张之前,当地主管领导四处拉人入伙,装点门面,但毕竟民间组织储备有限,甚至一片空白,所以最终的格局,多半以官办的、传统的机构为主,民间组织倒成了点缀。对官办机构来说,入驻园区等于换了一间新办公室,甚或多了一间办公室;对民间组织来说,则可能是第一次有了一张固定的办公桌。官办机构凭着主场优势,往往占尽天时地利,抢占朝阳的、楼层好的房间,把民间组织挤在边边角角,可是,上面领导一来视察,优先参观的、领导驻足最久的,还是那几家民间组织。再后来,园区越来越多,能撑得起“门面”的民间组织却还是那几个,毕竟,园区好建,民间培育却要花时间,没办法,有些明星组织于是跑马圈地,狡兔三窟,生出许多“连锁店”、“加盟店”,以至于在每家园区都能看到他们的招牌。园区一片,机构寥寥,“园区模式”所带来的公益虚假繁荣值得警惕。

“园区之争”还未见胜负,又一场争夺已经拉开序幕,这一轮争夺更具实质性,更接近“顶层没计”,囚为它争的是公益界的制高点,我把它称为“枢纽之争”。

“枢纽型社会组织”概念一出,争夺已经或明或暗地开始,只是在这一轮争夺中,民间具有天然的劣势,官方则得天独厚,步步为营。枢纽之争的具体做法,一是建立新枢纽,如某地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工协会等等,毫无意外地由官方主办,不但主办,还从大到小派去一批退休官员,全面接管枢纽组织的法人、董事长、会长,行政部门对枢纽组织的管控,实现了“领导在职时兼职管,退休后专职管”,总之“终生监管”。退休官员入主枢纽组织,带来的不仅是行政化的管理思路,甚至还带来了残存和延伸的“行政级别”,前市长领导的协会当然是市级协会,前区长领衔的中心当然就是区级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似乎正面临自上而下全盘复制行政体系的“坏未来”。果真如此,那何必要培育社会组织?一个眼前的事实是,一些带有枢纽功能的民间组织,包括很多所谓“支持性社会组织”,立刻有了生存压力,枢纽型资源更加僧多粥少,官方枢纽出现后,民间枢纽不是多了一个合作伙伴,而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甚至多了一个管家。

二是转型老枢纽,所谓“老枢纽”,指老牌的工青妇、社文残等各种人民团体,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枢纽组织,如今要与时俱进,转变职能,更换身份,变成各自领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这是好消息,但在这好消息中,我看到了坏的隐患:他们真能转变过来吗?还是新瓶旧酒、转而不变?他们的未来,是成为我们的知心大姐、青年领袖、劳工之家,还是变成新的垄断与利益集团,变成社工界的“中石油”、公益界的“铁老大”?

公益和社会领域的国、民之争仍在进行,上述“三争”格局下,公益人才之争,资源之争,地盘、领域之争,乃至价值观之争,也就在所难免。前段时间微博上争论一个话题:社工伦理守则为什么要由民政部颁布,而不是社工协会颁布?如果由社工协会制定,是不是可以更专业一些?意识形态淡一些、爱国口号少一些?看来在社工伦理守则的话语权上,也存在国、民之争。不过依我看,事实更有可能是:此伦理守则恐怕原本就是由社工协会起草、民政部加工润色,他二者的关系,世人皆知,至于其中吸收了多少民间社工的声音,则不得而知。

公益界的国、民之争首先是件好事,说明在社会领域,国与民有了切磋的平台,有了博弈的空间,有了进退的平衡;相比较下,更可怕的局面是:还未竞争,胜负已定。在特定阶段下,公益界的国进民退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无奈之举,是摸石头过河,是警惕经济领域的改革病疾不要重染,不要演变成公益界的“阶层固化”。国、民本一家,但愿双方各有进退,各守边界,合理竞争,别忘合作,争的结局是共赢,而不是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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