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1912年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起点。到1952年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被取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几乎与民国的历史一样长。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其主要标志就是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类型化和系列化。本文就尝试着概括一下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整体风貌及其特点，以期收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类型      

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出版物是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多起来的。最初的出版物是期刊，这就是北京社会实进会于1919年创办的《新社会》旬刊，由瞿秋白、郑振铎等主编。到了30年代，才有了社会工作类图书，那就是毛起的《社会事业》（193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进入40年代，社会工作著作才大量出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家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成立，对人才的需求才引起社会学界的注意，各校增加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科目，这方面的著作也日渐增加，如言心哲、马宗荣、王克、吴榆珍、张鸿钧、祝世康、林良桐、柯象峰、陈凌云、蒋旨昂、邹玉阶、宋思明等的著作陆续出版。”（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4页）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和一门职业日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社会工作出版物才会大量出现。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是社会工作出版物面世的高峰期呢？究其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认识空前提高，集中表现是社会部的隶属关系变更和社会工作课程设置方案的出台。原先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机构之一的社会部，在1940年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其社会行政职能大大加强；1944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在社会学系课程中增设社会行政组（即社会行政专业方向）选修课程，从而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了法定依据。这两个因素是促成社会工作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工作出版物大量面世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学校增多。自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注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之后，其他如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等十几所高校，也都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教材与参考书的需求量上升，一方面又因为大学师生专业著述的增多而带动了出版物的增加。三是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提高。经过了20多年的引进、吸收和创新，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获得了快速成长，在医务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社会救济社会工作等等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工作的社会价值。于是，社会需求与专业服务机构的叠加，诱发了对社会工作出版物的大量需求。

从类型上看，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出版物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图书，一是期刊。从时间上来看，期刊的出现在先，而图书的出现在后。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期刊，严格地说只有一种即《社会工作通讯月刊》，1944年1月15日正式在重庆创刊，由时任社会部部长古正纲题写刊名。该刊“以阐扬本党社会政策，诠释社政法令，研究社工方法，检讨社工绩效，报道社工消息，汇集社工资料，并为社工人员解释疑难辅导进修为主旨”，（该刊发刊词）设有专论、工作报告、法令文献、统计资料、社工消息和图书述评等栏目。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刊物，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1948年5月，《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并入新创刊的《社会建设》杂志。

除去《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期刊还有前面提到的《新社会》和《社会建设》。《新社会》是一份传播一般社会学知识的刊物，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期刊，这从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郑振铎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新社会》遵循的是一种以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社会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因其刊载的内容中有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消息，以及关于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动问题等现实问题的讨论，故而将其视为早期的社会工作期刊。《社会建设》由孙本文主编，也登载一些社会工作方面的论文，但多是关于社会行政的大问题的，而很少涉及微观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其他刊物如《社会学界》、《社会学刊》、《妇女新运》、《儿童福利通讯》等等，也都刊发社会工作论文，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图书，严格地说，只有34种。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图书，是指以社会工作概论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为内容的图书，而不包括诸如以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社会保险等等社会工作相关学科为内容的图书。关于这些图书的特点、内容以及价值，下面会加以详细介绍和讨论。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特点

要想全面概括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特点，可能存在着很大困难。我所做的，只是就我能够看到和想到的几个方面，做一粗略归纳。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特点之一，是出版物的名称极不统一。有叫“社会工作”的，有叫“社会事业”的，还有以“社会行政”、“社会服务”等表称的，不似我们现在只用“社会工作”这一个称谓。专业术语上的乱象给我们今天重新识别那个时期出版物的主题带来了一定困难，所幸的是，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对这几个概念间的差别做了严格的讨论和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区别那些名称混乱的出版物的真实面目。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特点之二，是从早期的以编译为主走向后期的以创作为主。李剑华的《社会事业》和祁森焕的《社会事业大纲》都出版于1931年，都是以编译国外的同类著作为主，而且主要是编译日本的同类著作。这一过渡性特点，到了1940年钮长耀的《社会工作（初稿）》出版时得到了明显改观，以后的著作就呈现出自我创作的特色，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摆脱了抄袭外来著作的毛病。比如，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奠定了国内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的编写体例，与当下国内流行的多种社会工作教材相比，该书无论是在结构设计方面，还是在内容阐述方面都毫不逊色，只是篇幅显得短小；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是当时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最系统、最翔实的一部著作，而且堪称是集大成式的一部著作；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则具有独特的视角，换句话说，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考察边疆问题，李安宅是独一无二的。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特点之三，是其连续性和系列化。连续性是指期刊的出版方面，《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终刊时，十分醒目地提醒读者，本刊要与《社会建设》合并，且在订阅手续的延续上考虑周到。系列化是指图书的编写和出版形成系列，而不是单本图书的个别出版。民国时期总共出版过4套“社会行政丛书”，第一套是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推出的，只有两本书，孙本文主编的《社会行政概论》（1941年10月）和钟腾浩的《总理遗教社会部门辑要》（1945年1月）。第二套是社会部研究室主编，正中书局出版的，共有15种图书，其中包括柯象峰的《社会救济》（1946年4月）、汪明瑞的《婴儿教保机关管理办法》（1946年12月）、关瑞梧的《儿童教养机关之管理》（1947年8月）。第三套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只有3种图书。第四套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总共有6种图书，分别是宋思明、邹玉阶的《医院社会工作》（1944年3月）、宋思明的《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1944年6月）、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1944年8月）、熊芷、杨理的《妇女工作》（1945年5月）、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概要》（1946年2月）、关瑞梧的《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1947年2月）。在这几套“社会行政丛书”当中，与社会工作最接近的就是中华书局的那一套，其中的每一种都是直接阐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价值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献价值，一是实践价值。

说到文献价值，王思斌教授的概括非常到位，就是揭示“社会工作的历史品格”。他指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并不是美国社会工作的照搬，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并不像美国那样盛行个案工作，而是根据中国实际从事了很多社区工作实践。当然，这里也可能受到社会学的影响。我以为，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造就了那种社会工作。”（王思斌：《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国社会工作》2012年7月上）通过阅读那些出版物，我们可以看清当时社会工作的真实面貌，理解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事业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还能够增加我们对社会工作的信心。

但是，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实践价值方面，这又可从这样几个角度来剖析：第一，显示出建立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的努力探索。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是个绝好的例子，这本书无论是在结构设计方面还是在内容阐述方面，都显示出蒋旨昂以之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体系的企图。从全书结构来说，以阐述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学术地位为开篇，以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为终篇，中间讨论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等内容，体系上的完备不言自明。在论述依据的选择和实务资料的举例方面，既注重国外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又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致了先进社工理念和本土化经验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还称不上是“无缝”的。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蒋旨昂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确实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本书的缺点是篇幅短小，在《自序》中，蒋旨昂交代了节约文字的必要性：“本书尽量减少事实之报告，不仅为了战时篇幅之节约，也求其提纲挈领，而清眉目。至于已经从事社工者，每天工作上的繁重手续，琐细项目，实在够他们忙了，所能抽出的余暇必不为多。为了他们，更要钩玄提要，以省阅读时间。”

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内容翔实，更是一本集大成式的著作。在书中，言心哲不仅全面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概况，着重阐释了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社区服务工作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的训练等问题，而且详细介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工作状况，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而且，它注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探寻社会工作的起源和本质，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提出了至今仍有启发价值的真知灼见。

第二，对“社会工作”的概念及社会作用进行了仔细分析和探讨。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都对“社会工作”的概念着墨颇多。最值得提出的是言心哲对社会工作专业性质的界说，他似乎最怕社会公众误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质，故而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本质进行了认真地界划。他认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区别表现这样五个方面：一是基本观念的不同，慈善事业被视为私人的一种“恩惠”，脱离不了“怜悯”与“姑息”的概念，而且“恩惠”之有无全出于施助者的自愿，受助者并无要求之权；社会工作则纯粹基于社会国家的责任，对于全社会不幸分子的救助及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认为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受助者也有要求救济的权利。二是方法上的差异，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病态的补救只是临时性的，缺少科学的方法；社会工作利用社会诊断、社会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等各种科学方法，不仅可以供给临时救济的参考，而且可以用于从事预防的依据。三是组织上的不同，社会工作非常重视内部组织的健全与科学的管理，且与其他有关机构相互联络；慈善事业既无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周到的管理，更缺乏与外界的联系，故而缺乏连续性。四是对象与范围广狭不同，社会工作在于谋求全体社会生活的改善与社会关系的调适，而慈善事业则往往仅以个人或极少数人为对象。五是工作人员训练与知识的不同，社会工作是一种专门职业，工作人员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慈善事业的发起纯属义务性质，发起者仅凭热心而动，免不了虎头蛇尾。除去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区别，言心哲还讨论了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并解答了当时人们对社会工作的各种责难，基本上厘清了社会工作的性质、范围及其功能，使社会工作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而这些问题同样是今天困扰我们的大问题，广大社会公众很少能够认识清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质，因而社会工作的知识普及工作还是很繁重。

第三，认识到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源头。社会工作是“舶来品”，但也有着我们自己的源头，只不过没能发展成一套类似于西方的专业化技术与方法。言心哲在《现代社会事业》中，尽管大量引用国外的实务资料，但是他没有忘记随时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或预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深厚的民族情感。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恢复的时间还不长，可资借鉴的本土化案例又少得可怜，因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错觉，这就是可以大量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这种借鉴不是说不可以，但一定要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而绝不能建造“空中楼阁”。曾担任过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的浦爱德女士在上世纪30年代指出过：“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房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具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而已。中国社会本身就发展了能够成功解决大多数主要生活问题的办法。”（【美】浦爱德著、唐佳其译：《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医药世界》2007年第7期）社会工作专业被移植到中国后，实现了中国原有救济理念的现代化转化，但这种转化是建立在对文化传统的接纳基础之上的。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出版物的实践价值，这才有利于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也才有利于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