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主导行政性社会工作形成的深层次因素，是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变化。新政权采取雷厉风行的强制手段清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积存多年的社会问题一下子得到了彻底解决，比如封闭妓院、改造游民、消灭失业等等，于是在新的社会里不存在社会问题的思想认识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工作存在的社会基础也不复存在了。

政学关系的颠覆性变化

作为应用社会学之主要内容的社会工作，本来就含有与政府合作的传统。在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最初时期，民间性是其主要特征。但是。到了1940年代，社会学家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起来。

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并预测、控制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普遍愿望。而学者从政，则是社会学家借以影响社会政策、实施社会改造理想的一条有效途径。比如，许仕廉曾先后任职于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孙本文曾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景超在行政院、经济部工作长达10年之久。可他们虽然以从政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学识，但内心里却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在学术和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始终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一旦这个目标无法达成，他们中的多数人会选择退出，陈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达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户政司司长，可他看不惯官场习气，没过几个月就辞职不干，又回大学教书去了。

老一代社会学家尽管与政治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但是他们通过参加社会部的各种委员会、编写“社会行政”丛书等途径，对政府的社会行政事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一进程在新中国成立后戛然而止，社会学家很快就被逐出了社会事务领域，甚至被取消了原有的学术地位，政学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学家或者是调整专业方向，或者是退出教学与研究岗位，即使保留着与社会学相近的工作，他们也在“思想改造”的重压下成为了政府决策的“应声虫”，政治压倒学术的模式开始形成。

政治至上的思想原则主导了一切

既然社会学家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对于社会问题的解释权就完全转到了政府领导人一边。政权鼎革，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很快被横扫一空，新的社会理想开始占据了人们的大脑。由于战争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因素逐渐占据上风，以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或政治至上的思想原则主导一切的倾向日益明显，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因其不区分阶级差别、一视同仁的特点而受到严重批判，这可以从刘德伟的遭遇中窥见一斑。

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的刘德伟，曾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过。政权鼎革后，她被分配到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工作。在回忆录里，刘德伟谈到了她的际遇：“当时社会处的重点工作是‘三清除’，即清除流浪人、妓女及吸毒者。有一个计划委员会，我就是委员之一。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与上海公安局合作。公安局负责调查这三种人，都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我们民政局负责设立收容所，安排场地设施、工作管理人员等等。计划委员会对我的具体分工，就是负责对吸毒人员的处理和安排计划。我找到一位医生，他曾经对吸毒者与妓女的医疗工作很有经验，请他帮我的忙，在计划中列出了所需医药、医生、护士、床位、被褥、伙食条件等等。不料，这个计划提交上去后，不仅被否决了，而且还认为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三种人本身就是社会垃圾，是被清除的对象，哪里配搞什么医药、床位？从此在民政局里，别人对我的评价就一落千丈。”（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他只是对救助对象的自身缺陷感兴趣，而不应考虑其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但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极为重视阶级的划分，凡属于人民范围内的贫困、失业等等人群，就应该给予救助或关怀，而对不属于人民范围的那些落难人群，就只有运用专政的手段予以强制清除了。董必武在解释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性质时，已经把这个意思表达地很清楚了：“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应该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人民日报》1950年5月5日）“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强调的是“人民大众”，肯定不包括阶级敌人在内。因此，刘德伟再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妓女、吸毒者和流浪汉时，就会被视为是阶级意识不强的表现，而她自己也逐步被边缘化了。

民主的集中制度消灭了差异性

个案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基石，但是在社会主义政权能够从根本上“一揽子”消灭社会问题的前提下，个案工作的价值就不大了。强调政府的全能与计划的统一，便成为逻辑的必然。董必武指出：“这个救济福利事业之所以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是因为人民政府是依靠人民，又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它，才能够动员全体人民，组织人民力量，从事救济福利事业，并适当地全面地分配和调度人力、物力、财力而不致浪费、偏重、用不及时或用之不当。同时，也只有它，才能综合各种情况，辨别和揭破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并负责保卫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集中制度，救济福利事业亦不能例外。”（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人民日报》1950年5月5日）他又说：“全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统一的；工作计划和范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应该是有机配合的；宣传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同上）

根据董必武的讲话来分析，社会福利事业要由政府来完全负责，因而必须要采取民主的集中制度。我们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民主的集中制度是会消灭掉差异性的。当时也强调地区差异、群体差异，但那些差异都不属于社会学或社会工作学意义上的差异，更多地带有政治宣传的意味。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成型，单位制主宰了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便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不得不全面让位给行政性社会工作。所以，我们说，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变化才是行政性社会工作形成的深层次因素。

由于政府掌握了几乎百分之百的社会经济资源，个人的空间被压缩得小而又小，社会福利资源的分配也就完全由政府说了算，行政优势压倒了一切力量，故而社会动员能力空前增强。需要得到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体，也只能够从层级式的政府机构和自身所属的单位寻求帮助，他们得到社会救助的通道也变得狭窄和单一化，慢慢地，有困难找政府的思维定势日益稳固。这样，从组成社会的单个分子那里，也只有寻求行政资源的帮助，除此别无他路，个体性的差异也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至此，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指向了同一个资源聚集地，那就是政府，行政性社会工作的格局完全定型，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冲破这一困境而艰苦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