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了辅助作用，那就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取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全国所有的社会学专业都被撤消，附属于社会学专业之下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一同归于消亡。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依附性

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是在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发展起来的。但是，直到1949年，社会工作始终不是一个成熟和独立的学科与专业，它对社会学科的依附性十分明显。

1925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始。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后，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或课程。但是，与社会学理论的教学相比，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落后。据许仕廉1927年对国内60所各类性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调查，所有这些大学共开设社会学课程308门，其中社会调查、社会立法与社会服务行政课程只有38门。（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言心哲也曾指出过这一问题：“以往对于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则未尝注意，以往国内各大学之社会学系中虽偶有关于社会事业课程的开设，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师资与教材缺乏，成效亦不显著。”（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4页）

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一状况才开始转变，一方面社会部委托各大学加以培养并给与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招收社会工作人员及抽调行政人员予以短期训练。但直到1947年初，全国各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立社会学系的有19校，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的有2校，设立社会事业行政系的1校即社会教育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依附性特点，对于其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1952年的“落难者”

1949年9月，新学期开学，各大学的教学秩序井然，并未有即将发生大的变动的迹象。燕京大学准备多开几门训练社会工作者的实际课程，并增加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程，目的是不但要训练“社会技术员”，还要培养“社会工程师”来指导实际工作者。当时人们做出如此推测的依据，是政府官员明确表示欢迎西方人士留下了工作，而且燕京大学所需要的经费也毫无困难地从美国寄达。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与美国教会传统联系密切的各大学社会学系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而真正使这一趋势成为不可逆转的是1952年的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

1951 年11 月，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 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 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在这次脱胎换骨般的院系大调整中，社会学彻底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消失。

对于取消社会学的原因，韩明谟是这样解释的：“社会学被取消的一个最通常的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代替社会学，二者研究对象相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不要社会学了。”（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其实，这只是后来归纳出的理由，当时似乎还发生了不小的争论，但这些争论随着苏联顾问阿尔辛捷也夫的一次权威发言而烟消云散了。阿尔辛捷也夫说：“为什么要设这一‘系’或不设那一‘系’，这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只能从‘系’的任务，即是以培养哪种人才为设‘系’的出发点。有些‘系’的任务很明确，一看就知道它负有培养哪种人才的任务。但也有些‘系’的任务尚欠明确……教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任务就不太明确。……什么叫作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1950年6月8日《光明日报》）

阿尔辛捷也夫的发言是在1950年6月份，其时院系大调整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高校社会学系的学生人数却在下降。例如，1949年以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一般占全校学生人数的8%—10%，可到1950年秋季，这个百分比降到2.9%。（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到1952年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校进行了院系和专业设置调整。调整后，全国的社会学系只剩下了两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就是这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掉。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大陆上的社会学全军覆没。

社会学系被取消后，原先的教师和学生又是如何安置的呢？教师全部都改了行，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去中央民族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大学担任总务工作。学生则被分流，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49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仅有1人留在民族组（1949年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改设两个专业：一是劳动工资组，一是民族组）；50级留在民族组的学生有3人；51级的学生没有人留下；50级和51级没有留在民族组而又未毕业的学生，转入别的院校继续学习。（同上书，第255—256页）相比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来说，社会学在1952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是最大的“落难者”，依附于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专业当然也在所难免。

1957年的昙花一现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宣布要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给全国的知识分子打了一针兴奋剂。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在文章中以陈达和李景汉的事作为开头，显然有为社会学恢复造势的用意。不久，费孝通果然明确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主张，以“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为题在《文汇报》发表。与北方的活动相配合，言心哲也在1957年5月3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也为社会学说几句话》，谈恢复社会学的问题。但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言心哲被划为右派分子，降至降薪，开除民主党派成员。所幸的是，他没有受到更为严重的迫害，197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退休。

失去了专业依归的社会学家们，尤其是处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领军地位的社会学家，大多同言心哲一样改了本行。曾写出过《社会工作导论》的蒋旨昂，在四川医学院做行政工作，以边疆社会工作研究知名的李安宅也成了四川师范学院的教务长，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自此沉寂了40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