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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在中国:逝去的记忆与现实的纠结

彭秀良 2014-03-19 14:18   社工中国网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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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重新恢复,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目前全国已有26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关于社会工作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我们都缺乏总结和反思,更谈不上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收获教益。

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重新恢复,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目前全国已有26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关于社会工作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我们都缺乏总结和反思,更谈不上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收获教益。基于此,本文就社会工作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做一番简单的梳理工作,以期引起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关注。

社会工作教育进入中国与早期发展

社会工作教育引入中国的时间略晚于社会工作实务。191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John S.Burgess)创办了北京社会实进会,目的是组织学生参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以改造社会和救治中国,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兴起的标志性事件。1922年,在步济时的倡议和领导下,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开设应用社会学专业即社会工作专业,为中国培养最早的社会工作者,这是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开端。1925 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为各社会服务机关、团体培养社会福利工作者,社会工作教育体系雏形初现。

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最初全由外国人充任教师,后来才逐步增聘中国教师。先后聘任的中国教师有王文豹(主讲犯罪学)、杨开道(主讲农村社会学等课程)、李景汉(主讲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章元善(主讲实地工作)、林东海(主讲社会立法、社会与工业)、吴文藻(主讲社会学原理等课程)、张鸿钧(主讲社会行政等课程)、严景耀(主讲犯罪学及监狱行政等课程)、雷洁琼(主讲社会福利事业等课程)、关瑞梧(主讲个案工作方法等课程)、高君哲(主讲社会服务概论)、黄迪(主讲城市社会学)等。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聘请的教师都是极国内一时之选,多少年以后仍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后,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或课程。

但是,与社会学理论的教学相比,社会工作教育明显落后。著名社会学家、曾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言心哲曾指出过这一问题:“以往对于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则未尝注意,以往国内各大学之社会学系中虽偶有关于社会事业课程的开设,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师资与教材缺乏,成效亦不显著。”(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4页)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一状况才开始转变,一方面社会部委托各大学加以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并给与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招收社会工作人员及抽调行政人员予以短期训练。但直到1947年初,全国各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立社会学系的有19校,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的有2校,设立社会事业行政系的1校即社会教育学院。

社会工作教育的学科地位与课程建设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社会工作教育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应用社会学发展起来的。据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主任许仕廉1927年对国内60所各类性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调查,所有这些大学共开设社会学课程308门,其中社会调查、社会立法与社会服务行政课程只有38门。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门类残缺,反映出其学科地位的低下。

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扩大,有关社会工作教育的设施为社会服务学本科、社会服务学研究科、社会服务专修科、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其中,社会服务学本科肄业时期最少5年,毕业得学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学研究科肄业时期最少2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专修科肄业时期2年,毕业得社会服务证书;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肄业时期最少6年,毕业得神学士及社会服务证书。1929年至1930年又对学科设置和修业期限做了调整,规定社会服务学本科肄业时期最少4年,毕业得学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学研究科肄业时期最少1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及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专修科肄业时期2年,毕业得社会服务证书;社会服务短期科肄业时期最少1年,毕业得短期科证书。这次调整细化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层次,既注重了专业教育也兼顾了短期培训,这一转变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为后来短期训练社会工作人员开拓了思路。

当时,该系的课程设置也趋于完备,计有社会工作概论、贫穷与救济、罪犯学与刑罚学、个案工作方法、儿童团体工作、儿童福利问题、公共卫生、精神与社会工作、社会立法、社会机关行政、实习工作(甲)、实习工作(乙)、公共福利行政、社会工作研究、研究生实习工作。(《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

1944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在社会学系课程中增设社会行政组(即社会行政专业方向)选修课程,从而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了法定依据。这些选修课程包括职业指导与介绍、社会组训、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合作事业、儿童福利、精神病社会工作、医药社会工作、妇女工作、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工矿检查、边疆民族问题、边疆语言、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社会工作等,另外还要求在以下5门中任选两门:中国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史,并特别要求添加社会行政实习。

与课程建设相关联的,是各种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总共出版了30多种教科书,有的已经和现在的名称相接近,比如邹玉阶、宋思明的《医院社会工作》、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概要》、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这些教科书大多出版于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以后,说明194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中,言心哲所著《现代社会事业》一书,是当时论述社会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这本书不仅介绍了社会工作的各种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还介绍了社会工作的起源,特别是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述了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制度设施,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工作部门和机构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解剖。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依然很高,可惜的是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对之进行整理重印。

但是,随着政权的易主,蓬勃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走到了尽头。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进行院系调整,削弱大学的文科专业。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和社会福利行政系被取消,社会工作教育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的重新起步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逐步得到恢复。1981 年,由费孝通指导和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专门增写“社会工作”作为独立的一章,这成为我国恢复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1985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向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提请设置社会发展计划与管理专业;1988年,国家教委同意社会学系增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又被正式纳入了学科化的发展轨道。

经过了30多年的挫折和与反复,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首先恢复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北京大学等高校,有如其前身之一的燕京大学等高校开设社会服务专业时的情形相似,都是附设在社会学系之内;而当时全国设有社会学系以及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或课程的高校,基本与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数量相当。199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次创办了社会工作系,如同1948年金陵大学设置社会福利行政系时的情形一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有了在社会学系的框架外独立设置的专业教育机构。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无论从专业数量还是专业教育机构的设置上,都恢复到了1952年前的水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

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学术性行业组织,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确定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主干课程,并编写了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专业教材。社会工作专业的主干课程确定为11门,分别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社会政策概论”、“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社会保障概论”。从2000年起,全国每年新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实纠结

尽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其中隐含的矛盾和不尽人意之处在在多有,影响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仍处于纠结之中。具体说来,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实纠结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工作实习教学环节薄弱。社会工作实习是实现专业养成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通过亲自参加社会工作的实践活动,使学生能按照社会工作的规范要求将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价值观念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意识和工作技巧,推动学生尽早成为知、觉、行合一的专业人才。造成实习教学环节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专业社工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学生不仅找不到实习的场所,更找不到指导实习的一线社工。虽然上海、深圳、广州、汶川以及北京、宁波、长沙、成都等地的社会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相对于遍布全国各地的社会工作专业来说,实习场所匮乏的局面甚是严重。民政部先后确定的两批社会工作人才试点地区与单位,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尚处于起步状态,甚至有很多地方仅仅停留在文件和规划中,实习机会的缺乏让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既无奈也头痛。

二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不被尊重。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它运用社会的和心理的科学原则以及独有的技术方法,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 特殊问题,并减除个人的生活逆境和压力。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常常受到误解,甚至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些进入社区的社会工作者被视为行政辅助人员,承担了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日常事务。社会工作教育给予的专业价值准则无法融入现实的社会政治语境,社会工作者的边缘化趋势一再蔓延,这给社会工作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三是社会工作本土经验严重不足。社会工作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在保持社会工作普世的核心价值观之外,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和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现有的社会运行模式,对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模式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造和转化。然而,社会工作教育对传统的回应远远不够,也找不到相应的实务案例来做解剖。这一“短板”虽然近年有所弥补,但距离理想状态还相差很远,本土化依然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复旦大学的顾东辉教授最近有一个观点:“社会工作的学术会议中常讨论境外经验,也有境外人士参与其中。其实,我觉得,社会工作的核心经验是‘当时当地’;从这层面而言,各地社会工作都是社会工作一般经验的当地化,中国的、美国的、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都是,都是平等的特殊个体。只有将社会工作视为西方产品,才有本土化之说。”他的这番评论有助于启发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

四是社会工作历史教育和法治教育空缺。学习历史是增强职业认同感的不二途径,可在我们的大学课程表里基本上看不到社会工作史的身影,有的学校虽然开设了这门课程,学的却是“美国社会工作发展史”,这一点是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悲哀!另一方面,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课程设置不同的是,当前的社会工作课程表里鲜见社会立法的内容,没有法律支撑的社会工作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希望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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