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香山慈幼院

捐出全部家产办

在民国六年九月（1917年）的时候，顺直省区（包括直隶、京兆两省区，即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淹没了103县，19045村。受灾的百姓有630多万；成灾的田亩有25万多顷。

面对这场巨大的浩劫，从总理任上辞职后在天津当“寓公”的熊希龄迅速行动起来。他天津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身为灾民的熊希龄通过财政总长梁启超和外交总长汪大燮，向当局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的饥民。国会讨论的结果是，如果他出来主持赈灾，此事才可议。于是，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熊希龄见到有的灾民因为生活困难，甚至把儿女标价出售，就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两所，收养灾民的儿女。一所专收男孩，一所专收女孩，总共收了男女儿童差不多有千余人。水灾平息以后，这些儿童先后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可是到了后来，还有200多儿童没有人认领。水灾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的机关，来教育这些儿童。熊希龄看到城内外困苦的儿童很多，就与水灾处坐办陈汉第、罗振方商议，决定建一大规模的慈幼院，可以容的下千多人。把城内外贫苦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的这些孩子受苦。但是，建校又面临地皮的问题。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同前清皇室的内务府商量，将香山静宜园的地方拨出，建筑慈幼院男女两校。

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这一年，熊希龄51岁，他给自己的后半生选择了慈善事业。他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在动荡的年代，想办一所规模颇大的慈善性质的学校，所面临的资金困难也可想而知。

因此，尽管熊希龄曾是民国总理，又担任过财政总长，但自香山慈幼院从成立开始，就长期受“缺钱”的困扰。到了1932年，为了解决香山慈幼院的资金困难，熊希龄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

组织义勇军和救护队

奔赴抗战前线

熊希龄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教育制度极不合理，教育为富人独占，穷人子弟只能向隅。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国家将永无和平之望，大乱则无有巳时，因此他要使贫富儿童“同居教育，泯其阶级之分”。因此，他秉持的是一种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慈善教育思想。其目标在于教养孤贫，使孤苦儿童与富家子弟同享教育之幸福，以培养孤贫儿童能够自食其力和成为健全国民为其特征。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的确朝着他的理想目标前进，香山慈幼院在当时成为一所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别的学校办中学的只有中学，办小学的只有小学。而香山慈幼院收录的儿童，如果从1岁入婴儿园开始，依次读到高中毕业为止，在慈幼院至少可以整整呆上17年之久。慈幼院有一个纵、横办学的教育体系，“纵”指的是婴儿、幼儿、小学、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横”指的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所有这些教育，都是以当时最新、最先进的方式进行的。当时美国记者参观后谓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

慈幼院的学生来自全国，熊希龄对他们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全面培育，意图是使他们成为“健全爱国之国民”。

香山“森玉笏”有一处石刻，题写着熊希龄的两首七绝。其中一首这样写道：“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诗中“群儿”指的就是香山慈幼院的童子军。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良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生活能力，香山慈幼院在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学生中组织了“童子军”，这首诗就是熊希龄带领童子军爬山露营于森玉笏时题写的。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在熊希龄的组织领导下，香山慈幼院组成200人的义勇军，开赴上海战区，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医院帮助工作。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熊希龄又带长女熊芷和部分慈幼院师生，组成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

1937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未及返回北京，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又起。熊希龄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赴香港为抗战募捐，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他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熊希龄早年曾将“棉花”入画，并题款为：“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既是他政治理想的表达，也可当作其致力慈善的人生写照。

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骨灰归葬于香山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