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法援工作站成功调解一起继承纠纷

2014年1月初，居民余某找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法援工作站，请求调解自己与三位继子女之间的纠纷。

这是一位七十多岁，身体消瘦的老年妇女。1987年余某从河北嫁到昌平，与小区一名老干部孙某结婚，几年后，孙某生病，瘫痪在床，多年来，余某对老伴精心照顾，在小区传为佳话，而孙某的三位子女与父亲来往较少。2013年4月，孙某去世，为办理老人后事，孙某的长女从余某手里借走3万元，而孙某的单位及有关部门给付的3000元慰问金和5000元丧葬费却被孙某的子女们领走。按照政策规定，有关部门下发的11万元抚恤金，却由于余某与孙某的子女未能达成协议，只能由单位暂时保管。

余某认为自己与老伴结婚二十余年，相濡以沫，精心照料。2004年孙某就请人代书了遗嘱，并且做了“公证”，不存在遗产继承问题，而孙某子女借走的3万元应属于债务，扣除“办事”的费用后，余款应如数返还，11万元抚恤金应与三个子女平分。但孙某的子女由于不知道父亲立了遗嘱，加之与余某关系一般，坚持要把父亲的继承问题、抚恤金问题以及“借款”问题一并解决。

了解了纠纷的具体情况后，工作人员分别将孙某的长女和儿子请到工作站。

到了工作站，二位子女态度坚决，并且提出要清查父亲收入的支出问题，调解处于僵持阶段。1月16日，城北法律援助工作站再次集中了余某和孙某的子女，余某向工作人员出示了“公证遗嘱”，工作人员对这份遗嘱进行了甄别，这是一份由律师见证的代书遗嘱，有代书人，两位见证人的签字和手印，律师所出具见证书，从内容到形式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如果孙某2004年以后没有再立新的遗嘱，这份遗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

鉴于孙某的三个子女中长女文化最高，并且在姊妹中“说话算数”，工作站负责人建议，先向大女儿出示孙某的《遗嘱》，然后根据她的反映，再往下进行。

工作人员郑重的向孙某的大女儿出示了孙某的《遗嘱》和《见证书》以及在办理丧事的大家一起协商费用时的录音，并介绍了相关法律规定，此时，孙某的长女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示要做妹妹和弟弟工作。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传统的小年，在工作站站长梁永利的主持下，调解继续进行，由于孙某的二女儿公务繁忙，特意办理了委托手续，委托大姐全权办理。在各方当事人对《遗嘱》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调解，达成了协议：一是由孙某的三个子女返还余某办理父亲后事后剩余的22000元；二是抚恤金由余某与孙某的子女平分；三是余某自愿放弃3000元慰问金及5000元丧葬费，归孙某的三个子女所有。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抚恤金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死者家属的一种补偿费用，是对死者家属的抚慰和经济补偿，享受抚恤金待遇的人一般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二是死者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人。死者的近亲属对于抚恤金均享有权利，因此，抚恤金不属于遗产的范围。